5月22日，第154期文汇讲堂·党史系列第四讲《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百年对外交往》成功举办，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研究员应邀做了主题演讲，并进行了媒体对话和听友互动。现经整理，与读者分享主讲。对话和互动于明日刊发。
今天很高兴来和大家交流百年对外交往史。我们党在一百年的奋斗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同时正确地处理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习所指出：“我们党的诞生就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是当时的世界大势。”“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强烈愿望的大势出发，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团结带领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也是顺应时代大潮的产物。”“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也是基于我们党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下决心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一往无前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
我们党在一百年的奋斗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
这一百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至今。
从建党之初到新中国建立，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我们党在对外工作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
中国诞生在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为了指导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列宁的倡导下，于1919年3月建立了全世界者的领导机构——共产国际（俗称第三国际）。虽然曾在匈牙利、德国巴伐利亚州建立过苏维埃政权，但均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列宁开始关注东方落后国家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并将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纳入世界革命的范畴，制定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东方战略，帮助落后的东方国家建立组织，推翻殖民统治，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因此，诞生过程中，共产国际发挥了一定的促进和帮助作用。
一大除了13位国内代表之外，还有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荷兰人马林是共产国际的老革命，在印尼爪哇帮助建立印尼，因此他的行踪早就引起了荷兰政府的警觉。当他受共产国际委派动身来华时，荷、英、法等就相互交换情报，1921年7月30日，一大第六次会议召开时，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程子卿闯入望志路的会场，谎称找错了人，其实并非偶然。
到了二大，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明确中国实际上慢慢的变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要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从国共合作转为独立自主开展土地革命。1931年在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设立了外事人民委员部，这能够说是党领导下最早的对外交往机构。在《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里进一步规定“以彻底地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压榨下解放出来为目的”，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否认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债等对外主张，这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主张有许多相似之处，能够说是新中国外交的先声。
1931年在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设立了外事人民委员部，这是党领导下最早的对外交往机构
*1936年斯诺访延安，表达和英美结成统一战线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并占领东北，1933年德国希特勒上台，共产国际号召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为所采纳。为了冲破的信息封锁，改变国际社会对和领导下抗日的混乱认知，1936年春天，中央给身在上海的宋庆龄写信，希望她能邀请一位公道的西方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西当地考验查证边区情况，了解的抗日主张。宋庆龄推荐了埃德加·斯诺。7月周恩来在延安见到斯诺时说，虽然你不是者，但没关系，你写你所见，我们会给你充分的自由来考察。
斯诺在延安历时四月的考察非常顺利，采访了很多人和事，最后花了三个月写出了一举成名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和。接见斯诺时特别强调：“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他表达了愿意和英美结成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月，斯诺到访延安采访等领袖，第二年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整个东方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明显的变化，中国和在英国控制下的缅甸、印度合成中缅印战区，由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参谋长。在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利用一切机会和渠道，积极开展与盟国、特别是美国的交往。从1942年开始，重庆的办事处就同英美特别是美国驻华大使馆保持联系。周恩来多次提出邀请美国使馆工作人员访问延安，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实现，到1944年才冲破阻扰取得了两个突破。
第一，6月成功邀请了20多位中外记者组成西北参观团。其中有六位外国记者，除了苏联塔斯社记者普罗岑柯外，他们是《》和《时代》杂志社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兼《》的记者福尔曼、兼《曼彻斯特卫报》、《》记者斯坦因、路透社兼《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夏南汉。在向美国记者斯坦因阐述的外交方针时主张中国与美苏都应当保持友谊的关系。当时的想法就是要“言传出去，争取过来”，后来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之后，慢慢的变多的西方记者访问延安，美国还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
第二，7月至8月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至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前才完全离开。美军观察组是美国政府委派而来，希望可以充分了解中国这支抗日力量，并与之合作，增强东方战场的力量。8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这篇社论做了大量修改，尤其是标题里称其为“战友”，足见用心和重视。通过美军观察组使得世界对中国的抗日和形象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打开了世界正确认识中国的又一扇门。西北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是“半独立”外交工作的开始。所谓“半独立”是指当时开展的外交活动还需要政府的允许。
接待美军观察组的主体是第18集团军即原来的八路军。为此，中央专门设立了军委外事处，负责对美军观察组的联络和接待任务。这个机构和瑞金苏维埃成立的人民外交委员部、1939年1月南方局下的外事组性质都不一样，接待的不只是民间团体和人士，而是政府派出的代表团，因此是我党最早建立的专职对外联络机构。
1945年内战爆发以后，许多外事干部即将分散到各部队参战。周总理未雨绸缪，1947年5月1日，果断地以这些富有外事经验的干部为主体，成立了中央外事组，主任、副主任王炳南、顾问马海德，与其他部门并称中央八大机构。下设研究处、编译处和新闻处，编译处主要编撰国外欧美报纸信息，并将和翻译并传播出去，为新中国外交储备了人才。
1945年12月，已退役的美国二战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受杜鲁门总统委派，作为特使来中国负责调解国共军事冲突。1946年3月4日他来到延安，并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返回武汉。这又是一次不小的外事接待。首先，要安排他住宿，当然并非是大宾馆，只能是一个窑洞，太讲究不可能，只是有一个活动的卫生间，这可能算是最早的国宾馆了；第二，马歇尔作为美国特使，美方要求在机场挂美国国旗，我们既不能挂旗，也不能挂镰刀斧头旗，结果做了一面以红色为背景，上面嵌了五个黄色星星的旗帜，这说明那时在党的领导人脑海里可能已有了新中国国旗的轮廓；第三，马歇尔还检阅了延安的仪仗队。这应该是中国人民第一支仪仗队。
抗战胜利后，曾希望国共合作，和平建国。但由于坚持，特别是美国最后完全支持蒋介石政权，使得战后和平建国的时机被错失。在内战爆发之前，会见到访延安的美国记者斯特朗，他科学分析了世界格局，特别提到“中间地带”理论。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这一认识标志着在国际斗争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主体意识，也指明了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敌友关系。
1949年新中国即将建立之前，苏联派米高扬密访西柏坡。在接见米高扬的过程中，特别提到了国际关系问题和新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即所谓脏屋子问题，清扫干净再请客。6月30日，为纪念建党28周年，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非常明确地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并进一步明确：“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格外的重视外交工作，外交部长长期由总理周恩来兼任。周总理有个比喻：“过去我们能说是打游击战的，只接触了一些外国记者和马歇尔，不是全面的斗争。现在我们是代表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作为执政党，将其外交思想作为全面推动新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外交任务大多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捍卫民族独立，冲破西方的封锁。二是在“一边倒”的同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世界其他几个国家的关系。三是在世界上坚持公平正义，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解放、独立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边倒”，1950年2月14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来苏联援助我国改建新建了156个项重点工程，大大推进了我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正当新中国百废待兴，准备大搞经济建设之时，朝鲜战争爆发了。是否要出兵援助，当时党内意见并不一致，但在苏联表示无法给予空中支援，并暗示中国可以放弃支持北朝鲜的情况下，从国际主义和中国根本利益出发，毅然决定出兵。他指出，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从国际主义和中国根本利益出发，毅然决定出兵。他指出，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这场战争极大的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多数表现在几个维度，第一，首次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了日内瓦会议。1953年朝鲜停战，1954年中国尚未返回联合国，却第一次作为世界大国登上了国际舞台。当时就讲：“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要求我们走出去”，并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提出的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当时周总理带领了200多人的代表团，一边参加会议，一边锻炼队伍。第二，与西方大国关系有所发展，中国政府同意派遣代办驻英，双方保持“半建交”关系。会后，与美国开始了领事级谈判，次年升格为大使级，这个谈判一直持续到1970年2月，累计136次，达成了一项协议，但周总理认为仅此一项也值了。这项协议是1955年中美签订的“双方平民回国协定”，依据该协定，钱学森等120多名留美学生返回祖国。第三，除了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西方大国关系之外，1953年底我们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推动与亚洲国家的关系。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体系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得到了亚非国家的充分肯定。万隆会议后，我们与亚非国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50年代后半期至1960年代，中国的整个外交形势又发生了变化。第一，由于中苏两党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扩展到国家关系，1965年3月以后，我们和苏联断绝了来往，苏联开始向中苏边境不断增兵，进入敌对状态。第二，1964年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轰炸北越，逐步扩大战争规模。为此，把“中间地带”理论进行了新的发展，提出了美苏争霸之间有“两个中间地带”——亚非拉国家与美国之外的资本主义国家。1974年，又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由此，我们加大了对非洲国家的支持和援助，1958年为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甚至为此付出了法国推后与我国建交的代价。同时，我们依然积极推动与西欧国家关系，1964年与法国建交，实现与西方大国建交的历史性突破。中日关系也“以民促官”，不断推进。“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是国际统一战线的成功运用。1964年我国与法国建交，实现与西方大国建交的历史性突破
珍宝岛冲突后，苏联事实上成为中国最大的现实威胁。同时，美苏争霸呈现“苏攻美守”的新态势。1969年5月，请陈毅、、和四位老帅研究国际战略问题。他们花了一个多月，提交了《对战争形势初步估计》，分析了两对主要矛盾：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意味着苏联已上升为中国主要威胁；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揭示出中国有条件和美国合作。基于这个战略判断，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决定改善中美关系。此后，整个外交局面就打开了，其他西方大国纷纷同我们建交，中国也重返联合国。到1976年底，我们已与110个国家建交，后来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同志的功绩。”基辛格曾秘密访华，是中美建交的重要推手
改革开放以后，的对外交往，一是确立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提出真正的“不结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二是冷战后，我们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化、建设和谐世界；三是十八大后习作出了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确立了习外交思想，同时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一带一路”等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
2013年3月，习担任国家主席后首站出访俄罗斯，创造性地提出了“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新理念，强调要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这是对传统国家关系理论的重大突破。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包含了政治上结伴不结盟、经济上包容发展、安全上合作共享、文化上交流互鉴四方面内涵。
2013年，习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系统阐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路径。2017年1月，习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对五大路径的行动方略进行了全面充实和升级，提出：“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五个世界”论述形成了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架构、大方向、大主张，不仅指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和方法，而且规范了终极性的目标，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体系或思想。
另一方面，人民性还体现在外交依靠人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第一步提出了人民外交的崭新理念。1957年8月，周恩来会见来访的美国青年代表团时强调：“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官来进行，更多的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进行。”人民外交、民间外交有力地配合了政府外交。在中美关系方面，“小球推动了大球”，今年正好是50周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另起炉灶”“打扫屋子干净再请客”这两条政策坚定捍卫了新中国的外交独立，即使在“一边倒”中，周恩来也强调“我们对外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1958年，果断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潜艇舰队的建议，指出：“中国是独立的国家，不是苏联的附属，也不是苏维埃的几十个加盟共和国之一”。1957年，在出席莫斯科大会讨论《宣言》稿时提出，我们中国要加上一条，“各国的事由他们自己决定”。
1972年，作为一个年轻的外交官，普莱特陪同尼克松总统访华，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北京之行标志着美中外交关系的恢复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从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抓住机遇。抗争爆发后我们把握机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巩固了新中国，通过同盟关系解决了安全和经济援助问题；中苏关系破裂，面临美苏“两面夹击”时马上采取“两个中间地带”策略，拓展中国生存的外交空间，在苏美两霸之间争取第三世界和西欧、日本这些国家；到了1970年代初，根据美苏关系的变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大大改善了中国战略环境，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改革开放后，准确判断了“和平与发展”主题，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本世纪初，我们抓住911后美国大幅调整对外政策的契机，并通过加入WTO，利用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快速地发展自己。
进入新时代，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根据形势变化，对外交工作作出了顶层设计，指明了前进方向，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当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依然判断现在仍处在战略机遇期，但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如何认识并把握新的机遇，这就需要从中国百年对外交往过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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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周、整理分类柴俊，背景板设计夏莉佳，小电影制作沈逸舟，过程PPT平渊海
